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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国际评级机构银行业评级思路及启示

时间:2018-09-22 12:23:14 来源:互联网 阅读:1次

商业银行是金融领域中重要的中介机构,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比其他行业实体,银行更可能对经济体系产生系统性影响和危害。如果任由银行倒闭,其多米诺骨牌效应会使本国经济或世界经济处于危险的境地。回顾银行业危机的历史,大部分情况下银行部门能够得到外部救助,但也有很多违约的案例。因此,如何评价和衡量银行的信用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银行业评级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标普、穆迪、惠誉等评级机构开始对银行债务进行评级,并逐渐扩展到银行存款评级上。这一阶段的评级结果主要揭示银行足额、按时偿付债务及存款的能力和意愿。经过长期发展,银行业已经成为国际评级机构重要的评级业务。截止2013年4月,穆迪在全球覆盖的银行业受评主体数量为2226家,标普为2351家,而惠誉更是多达3481家。随着评级业务的开展和违约数据的积累,银行业评级结果呈现出不同于工商企业的特点:一方面,由于银行业财务杠杆较高,经营波动性较强,极易发生危机,其破产倒闭率高于工商企业;另一方面,由于银行业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银行破产可能会引发严重的、长时间的经济衰退,政府必须对银行进行救助以防止其阻碍经济增长,其结果就是银行的违约率反而低于工商企业。这些特点对于银行业的评级方法提出新的要求。

为增加银行业与其他资产类别评级结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国际评级机构结合银行业的行业特点完善了银行业评级框架,逐步建立了银行业个体评级体系和支持评级体系。但与传统工商企业评级方法相对成熟不同,银行业评级方法论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这一点突出体现在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评级机构对于传统工商企业评级方法调整不大,但针对银行业评级方法做了系统的修订和调整。

一、国际评级机构银行业评级思路简介

(一)标普的银行业评级思路

2004年3月,标普发布了早期的《银行业评级方法概论》,采用宏观经济风险、行业风险、信贷风险、市场风险、交易风险、风险管理和财务灵活性等七个要素对银行信用状况进行评估,但这一方法论仅将政府支持作为参考指标,并未将其作为评级要素予以考虑。金融危机期间,各国纷纷出台银行业救助方案,超乎预期的政府支持对标普的评级方法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危机后,标普认真反思原有评级方法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将外部支持纳入评级要素中,形成了以银行业评级为主体,以银行业国家风险、资本测量比率、混合资本工具、清算制度等为配套的评级方法论体系。

目前,标普的银行业级别评定主要包括确定个体评级(SACP)、评估外部支持可能性、得出指示性主体级别(Indicative ICR)、确定主体级别(ICR)、给出债项级别等步骤,其基本思路为:首先,应用银行业国家风险评估方法论(BICRA)分析宏观经济风险和行业风险,确定受评银行的级别基准,锚定主体信用状况;其次,将评级对象与其他可比银行进行比较(comparative analysis),从经营状况、资本和收益、风险头寸、融资和流动性等四个维度对评级对象进行分析,围绕级别基准进行窄幅调整,得出个体评级;第三,评估外部支持来源和外部支持可能性,确定相应的支持水平;第四,根据政府支持可能性水平,将银行个体评级与所在国家长期主权本币评级结合起来,利用级别映射矩阵得到指示性级别;第五

专题报告国际评级机构银行业评级思路及启示

,分析银行所属集团的额外支持,利用母子公司评级方法论得到受评银行的另一个指示性级别,结合政府支持确定的级别采取孰高法得到终的指示性级别;第六,根据受评银行在同行业中的相对信用状况(主要衡量指标为资本可持续比率和盈利缓冲比率)对指示性级别进行微调(大部分调整控制在一个级别以内),得出发行人主体级别(ICR);,分别以个体评级和主体评级为基准进行调整,给出银行债项级别(具体见图1).

图1 标普银行业评级思路

(二)穆迪的银行业评级思路

穆迪对于银行业的评级思路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阶段为2006年之前的“七大支柱”(seven pillars)法。1994年,穆迪率先提出银行财务实力评级(BFSR)的概念,用于衡量银行的个体财务实力,既不考虑转移汇兑风险,也不考虑显性或隐性的外部支持。1999年,穆迪分别发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信用风险分析框架,重点阐述如何应用七大支柱分析银行信用状况。在这一阶段,穆迪虽然关注外部支持要素,但缺乏系统的评估方法。第二阶段为2006年之后的联合概率违约模型。2006年,穆迪将打分卡模型引入到银行业财务实力评级中,并公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指标和权重,完成了个体层面的评级模型。随后,穆迪在2007年提出了利用联合概率违约模型(JDA)评价银行的方法论,明确了银行财务实力与外部支持的量化处理方法。金融危机后,穆迪银行业的级别得出逻辑变化不大,但更加强调银行财务实力评级的前瞻性,对打分卡模型的权重也进行了微调。同时,穆迪基于新的政府支持假设开始对混合资本工具债券、次级债等逐步采取“去支持化”的级别调整。

目前,穆迪的银行业评级方法较为倚重量化手段和模型工具,级别得出过程主要包括利用打分卡模型确定银行财务实力评级、映射得出基础风险评估、确定外部支持概率和违约相关系数、利用JDA模型得出存款评级、确定债务级别等步骤,具体思路为:首先,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银行,利用不同的定性因素打分卡和定量因素打分卡,得到银行财务实力评级;第二,将银行财务实力评级映射为基础信用评估级别;第三,利用打分卡模型对母公司、合作/互惠集团、地方政府和国家及系统性支持的支持概率和违约相关系数进行评价;第四,利用联合违约概率模型(JDA模型)得到银行存款评级;,以基础风险评估级别为基准给出混合资本工具债项级别,以存款评级为基准给出银行债务级别(具体见表1).

表1 穆迪银行业评级思路

(三)惠誉的银行业评级思路

自1980年提出支持评级的概念以来,惠誉一直采用孰高法确定银行主体级别。支持评级主要反映母公司和政府支持银行的可能性,但其符号体系与个体评级、主体评级上存在较大差异,造成银行级别得出过程并不透明。例如,惠誉的个体评级为A,支持评级为1,二者取孰高后终的主体级别为AA。为解决上述问题,惠誉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从2007年开始引入支持评级底线,利用支持评级底线与个体评级孰高的方法得出级别。支持评级底线与支持评级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其符号体系与主体评级一致,从而提高了级别得出过程的透明度。二是从2011年7月起引入生存力评级(VR)代替个体评级,将其符号体系从A-E修改为aaa-f,使其与支持评级底线、主体级别符号更为一致。

惠誉的银行业级别得出主要包括确定生存力评级(VR)、给出支持评级、评定支持评级底线级别、确定主体级别、得到债项级别等步骤,其评级思路为:首先,围绕行业和经营环境、银行状况及风险管理、财务状况、管理战略、公司治理等五个方面的评级要素对评级对象进行分析,得到生存力级别;其次,确定支持评级等级和支持评级底线级别,反映受评银行获得外部支持的可能性和级别;再次,使用孰高法比较生存力评级与支持评级底线级别,得到银行主体级别(IDR);,分别以生存力评级和主体评级为基准,对银行债项级别进行调整(见图2).

图2 惠誉银行业评级方法思路

二、对国际评级机构银行业评级思路的认识

作为一类特殊的企业,银行的信用状况具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金融危机后,国际评级机构先后调整了各自的银行业评级方法论,不断将新的认识和理解融入评级理论中。

(一)银行业评级含义及内容

从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来看,银行业评级涉及个体评级、支持评级和主体评级等内容(见表2)。其中,个体评级主要反映银行的内在信用状况或财务实力情况,衡量由于其自身原因而陷入困境的风险,排除了外部支持和转移兑付风险;支持评级评估银行陷入困境时获得第三方救助的可能性和力度;主体评级(指标普和惠誉)反映的是受评银行的违约风险。穆迪在银行业评级领域并没有主体评级的概念,主要产品为银行债务评级(1971年推出)和银行存款评级(1985年推出),其级别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对其债务(包括银行存款或债券)违约的可能性;二是违约发生后的预期损失情况。

此外,惠誉还提出了银行破产和银行违约的概念,分别对应于个体评级和主体评级产品。破产的含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银行经营失败,必须依靠政府支持或存款保险基金才能得以持续经营;二是银行经营失败,被其他实体收购;三是银行经营失败,必须通过股东或其他实体进行注资才能保证持续经营;四是出现违约。而违约主要是指银行经营失败且未能还本付息。

表2 国际评级机构银行业评级产品概况

(二)评级基本思路

国际评级机构银行业评级的基本思路是从个体评级和支持评级两个维度出发、围绕三个层次对受评银行进行分析评价:层为宏观层面,包括银行经营环境、所在国家经济和金融总体状况;第二层为行业层面,包括银行业总体状况、银行监管质量、监管趋势、受评对象与监管部门的关系状况等;第三层为个体层面,包括银行经营情况、资本充足情况、风险管理、融资和流动性、盈利能力、外部支持等方面。

银行业评级的具体方法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定量分析为辅,侧重定性判断的结构化方法;二是更加强调利用打分卡模型的量化方法给出级别。结构化方法的优点在于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易于投资者理解,其不足在于整个分析过程以定性判断为主,客观性不足。在采用结构化方法的两家机构中,惠誉更加强调评级的灵活性和定性判断;而标普从级别锚、个体评级、支持评级三个层次阐述级别得出过程,对每一步的级别调整设定非常明确的规则,提高了整个评级过程的可控性和精确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结构化方法的不足。量化方法的优势在于评级的框架透明,过程严谨,级别得出的客观性和可控性较高,其不足在于级别的可解释性不足和难以回避主观判断。以穆迪为例,一方面,银行财务实力评级打分卡因素和模型指标过多,容易出现稀释效应,造成评级结果的可解释性较差;另一方面,很难完全保证级别得出的客观性。

(三)个体级别的得出过程

目前,国际评级机构银行业个体级别主要基于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两方面综合评价得出:外部因素主要分析银行外部经济环境和行业面临的风险,内部因素主要对受评银行的经营状况和财务指标进行分析(见表3)。在外部因素分析方面,穆迪和惠誉将经济状况和行业环境两方面指标与其他指标平行,用于评估银行所处的外部环境情况;而标普将宏观经济风险和行业风险两个要素独立出来,归纳总结出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形成银行业国家风险评估级别(BICRA)作为个体评级基准级别锚,具有自身的特色。

表3 国际评级机构银行业个体评级要素表

虽然总体框架较为接近,但三家机构在具体评价指标的选取上差异较大,例如在经济风险分析中,标普从经济稳健性、经济不平衡性和国家信用风险三个维度进行分析;穆迪则从经济稳定性、公正和腐败情况、法律体系等三方面分析。再以资本充足率为例,考虑到这一指标的重要性,标普推出了自行计算且更为严格和保守的的资本比率(RAC)。从测算结果来看,RAC远低于监管要求设定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较为严格(例如美国银行业RAC比率低于监管口径的一级资本充足率约4个百分点).

在评级指标选取过程中,国际评级机构同样强调分析师的灵活性和专业判断能力。以穆迪为例,其认为打分卡是协助分析师及信评委会作出评级决定的工具,但如果打分卡的结果未能准确反映银行未来的信用风险状况,则不应受到打分卡的束缚。分析师可以发挥其专业判断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对评级指标进行灵活调整。在指标评价方面,穆迪贯彻短板原理的评级思想,使用可变权重突出评级要素对于个体评级结果的差异化作用,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此外,穆迪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银行业采取不同的权重体系:对于发达国家,财务基本面因素权重为50%,定性因素权重为50%;而发展中市场银行财务基本面因素仅为30%,定性因素占70%。

(四)在评级过程中如何考虑外部支持的影响

从金融危机期间的救助行为来看,政府支持银行的动机较为复杂:一方面希望维持市场对于银行系统的信心;另一方面避免出现过多的“道德风险”,希望市场参与者采取谨慎、专业的态度。在上述相互矛盾的动机之下,银行业评级的重要内容就是评估银行是否会得到支持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能得到支持。综合来看,主权政府部门与银行存在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间接联系,即主权政府和银行面临共同的信用趋势,存在同时影响主权政府与银行部门的评级要素;二是直接联系,反映出主权政府评级对于银行业评级具有直接影响。目前,国际评级机构分别利用系统性支持和额外支持来体现政府与银行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考虑主权级别上限的约束:

一是主权政府与银行的间接联系主要通过系统性支持进行分析,体现在个体评级中。系统性支持主要是指政府向整个银行体系在其日常经营中所提供的支持,包括金融机构的法律基础设施、监管框架、获得中央银行日常的流动性支持、维持银行体系信心的承诺等。系统性支持是银行业自身区别于其他行业、所有银行长期均享有的共同利益,其并不区分规模大小和系统重要性。在评级过程中,系统性支持主要关注银行外部经济环境和行业风险等方面,这些要素一部分与主权评级要素完全相同,另一部分可能受到主权政府评级因素的影响。例如,标普和惠誉有关经济状况的分析指标大多直接来源于主权评级,包括经济规模、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失业率、政治稳定性等;而围绕行业风险的分析也考虑了主权政府对于制度框架和银行业竞争动态的影响。

二是主权政府与银行的直接联系以额外支持表示,用于评价受评银行个体级别得益于支持评级而实现级别提升的可能性和水平。额外支持是政府在受评对象陷入财务困境下向其提供的临时性直接支持,具体方式包括政府注资、提供短期流动性、购买或担保风险资产等。对于政府额外支持的评估主要围绕支持能力和支持意愿两个方面展开。支持能力通常以主权本币级别作为基础,而支持意愿的评估比较复杂,在具体方法上也存在差异。以穆迪为例,其主要应用整个银行体系相对于政府负债能力的规模、银行体系和整个经济的压力水平、银行体系外币负债相比政府外汇储备的规模、政治和历史模式、政府优先目标的变化等参数构建打分卡,得到支持概率;相比之下,标普和惠誉侧重定性分析,围绕银行的系统重要性、主权政府的担保和承诺、提供救助的法律基础等方面进行评估。

此外,对于不同评级对象而言,额外支持评价的关注点也存在差异:对于政府相关实体的支持力度侧重评估其承担的公共政策职能或提供的公共服务;对商业银行的支持力度主要评估其系统重要性,即在违约之后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由于政府相关实体和商业银行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和紧密程度不同,二者在受政府支持的力度上有所差别。例如,穆迪认为,尽管主权政府向银行提供支持的力度普遍下降,但政府向政府相关实体提供支持的力度较为稳定,在其陷入财务困境时几乎总能得到支持,而向私人所有银行提供支持的动机则很不明确。

三是级别上限约束。一般而言,由于银行与主权政府的密切关系,主权政府的本外币级别对银行级别有一定影响。例如,银行外币级别一般遵循国别上限原则(country ceiling),不会超过所在国家外币级别;银行本币级别则根据是否存在本币存款冻结等干预措施决定其是否受所在国家本币级别的影响。在特定条件下,银行级别可能超过主权政府本身。例如惠誉认为在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前提下,银行级别可以超过主权政府:一是金融机构在政府违约之后仍然具备债务偿还能力;二是主权政府违约后不会对金融机构偿还债务设定限制(见表4).

表4 惠誉判断银行级别超主权级别的主要标准

(五)对于级别一致性和可比性的把握

综合来看,国际评级机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确保级别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一是注重对评级要素进行同行业比较。同行业比较分析是评估信用风险的基本方法之一,通过对样本组各项指标的比较不仅能够得出受评对象在行业内的相对排序,也有利于识别其主要风险特征。在银行业评级方法中,国际评级机构广泛应用这一方法以提高级别的一致性。以标普为例,其对受评银行个体要素进行评价时,均将其指标与可比银行进行比较。惠誉则建立银行业的综合数据库,设定不同的组别(例如同一国家的可比银行、不同国家的同类银行等)进行比较。从同业比较的内容来看,其使用的指标基本相同,但根据不同的操作实践、报告标准及惯例进行适当调整。二是引入打分卡模型进行校验。目前,国际评级机构均在银行业评级中建立了打分卡模型。以惠誉为例,尽管在评级理念上强调评级方法的灵活性和经验判断的重要性,但为提高评级过程的客观性和一致性,其同样应用打分卡模型辅助完成级别给出过程。从惠誉公开的资料可以发现,打分卡要素主要围绕盈利能力、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融资和流动性、资本、品牌和多元化、管理和战略、经济环境、监管情况、潜在外部支持等,但具体指标和权重并没有披露。三是在提高个体评级与终级别的可比性。在早期评级实践中,国际评级机构在银行业个体评级中使用单独的A-E评级符号体系,与主体评级的可比性较差。此后,穆迪单独形成基础信用评估(BCA)这一产品,采用变通的方法将银行财务实力评级转化为传统AAA符号体系,标普和惠誉分别推出个体评级(SACP)和生存力评级(VR)产品,符号体系与主体就级别更为一致,从而提高了级别的可比性。四是评审会议等环节作出特定安排。以惠誉为例,组成银行业评审会议的七名投票成员中,除参与项目的两名分析师和具有相关经验的一名高级分析师以外,其余成员均从负责其他国家银行评级的人员中抽取,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评级的客观性和级别在不同区域的一致性。

三、对我国银行业评级思路的启示

我国本土银行业评级起步于2004年。此后,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监管机构逐步放开了对金融机构发债的限制,并将信用评级报告作为债券发行的要件之一。目前,商业银行已发行的债券包括金融债、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对应的评级产品有主体评级、金融债评级、次级债评级和混合资本债评级。结合上文来看,国外银行业评级方法对于本土机构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根据不同的评级标准体系形成对应的评级方法框架

根据评级对象所涵盖的地域范围不同,评级标准体系可以分为全球体系、区域体系和国别体系,而不同体系对于评级方法框架的要求不尽相同。综合国外三家评级机构来看,其银行业评级方法是在全球评级标准体系之下形成的,强调全球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同时,三家机构均将国家风险作为评级方法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标普构建了银行业国家风险评估值,将其作为银行的级别锚。而现阶段,国内银行业评级业务基于境内市场开展,首先需建立的是基于国别体系的银行业评级方法。在这一体系下,对国内所有受评银行产生同样影响的系统性风险通常不纳入考虑范围。目前,本土评级机构已形成基于国别体系的银行业评级方法。在此背景下,认真研究国外评级机构已有评级方法的经验、问题和不足,有利于本土评级机构完善现有的评级体系,为未来实施“走出去”战略、逐步形成基于区域和全球评级标准体系的银行业评级方法做好评级技术储备,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针对银行业建立独立的个体评级和支持评级体系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银行的倒闭破产率高于工商企业,但其违约率却低于工商企业,区分出个体评级和支持评级更加贴近银行业的风险特征。金融危机后,全球监管机构积力于减少以纳税人资金为基础的外部援助,部分国家更是探索从立法着手开始限制国家对银行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市场参与者对于准确、清晰评估银行自身财务实力及银行对外部支持的具体受益程度的需求更加迫切。目前,标普、惠誉、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的银行业评级方法框架呈现趋同态势,银行业级别主要围绕两个主要方面给出意见和判断:一是银行由于其自身原因而陷入困境的风险,由个体评级来评价;二是银行陷入困境时得到第三方支持(主权政府或集团公司)的可能性,由支持评级来评价。

为使评级方法框架更加清晰,国内评级机构可考虑进一步突出个体评级与支持评级的划分,建立独立的个体评级和支持评级体系:一是有利于提高级别的区分度,便于与工商企业评级结果进行对比;二是评级方法框架更加清晰,提高支持评级的可视性和可控性,更加凸显银行对外部支持的具体受益程度;三是更加及时有效地反映受评银行的信用品质变化。从评价要素来看,个体评级可侧重分析经营环境、行业风险、业务经营、风险管控、财务基本面等因素,主要反映银行为避免违约而需要外部支持的可能性;支持评级分为政府支持和集团支持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体现的是银行获得未来额外支持的可能性。此外,考虑到个体评级在揭示银行自身信用品质和资本工具风险方面的作用,可考虑针对个体评级设立单独的符号体系,以小写字母(aaa)来表示。

(三)打分卡模型的设计思路与应用

打分卡模型是协助分析师及信评委会作出评级决策、确保一致性的重要工具,也有利于为投资者提供更大的透明度。结合国际评级机构的银行业评级方法来看,现有打分卡模型体现出两种思路:一是通过对关键评级要素赋以权重和得分,加总得到级别(例如穆迪和惠誉);二是设定基准、层层打分、层层调整的评级思路(例如标普)。种方法相对扁平化,能够将各项子要素的作用直接体现在级别上;第二种方法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对于评级方法的解释性更强。在外部支持要素的处理方面,穆迪和标普均建立了单独的支持评级打分卡(或评价体系),将其与个体评级打分卡相隔离;而惠誉将外部支持直接作为打分卡模型的一部分,直接得出级别。

国内评级机构设计银行业打分卡模型时,一方面应体现出总体评级思路和逻辑,尽量与评级方法保持一致,具有较强的可解释性;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个体评级与支持评级的区分,以反映其对终级别的差异化影响。基于上述理念,个体评级打分卡模型可重点借鉴穆迪的做法,支持评级方面参考标普的思路进行层层调整。在具体操作上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根据银行业的特点,打分卡要素不再沿用工商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划分标准,而是直接区分为定性因素与定量因素,对于可量化的关键评级要素选取合适的财务衡量指标,而对于难以量化的指标,可以给出明确的、与级别相对应的区分判断标准;二是参考穆迪的做法,适当提高定性因素的权重,同时考虑突出短板因素,放大得分较低的二级要素权重;三是参照标普的做法,利用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等因素来设定个体级别上限,以凸显出上述要素的重要影响;四是赋予分析师适当的灵活调整空间,允许分析师增加或减少打分卡模型的子要素,调整衡量指标。

(四)完善外部支持的分析框架

结合国外评级方法,外部支持评级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首先,如何将不同类型政府支持的影响反映到主体级别中。考虑到系统性支持是所有银行能够得到的国家(含地方政府)支持情况,将其纳入个体评级范畴考虑可能更为合适;而明确将额外支持界定为支持评级对象在逻辑上更加严密,便于解释。其次,应明确支持评级是否重复计算。对于这一问题,国外评级机构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层层递进,对不同支持方提供的支持重复计算,例如穆迪的JDA模型;二是孰高法,仅以能得到的支持作为衡量指标,例如标普选取政府支持和集团支持的较高者。鉴于孰高法在显性化和可控性方面优于JDA模型,可考虑在对支持评级打分的基础上选取孰高级别与个体评级进行组合得到主体级别。

(五)资本工具的评级问题

2010年,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出台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在提高监管资本的损失吸收能力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提升系统重要性银行各类资本工具损失吸收能力的具体方案,包括:各类非普通股资本工具通过强制核销或转换为普通股等机制吸收损失、发行应急资本(contingent capital)和自救债券(bail-in debt)以降低破产概率的可行性。根据该协议,国际上有关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各自的资本监管要求,一些银行按照协议的要求,探索发行了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从国内来看,商业银行现有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并不具有吸收损失的性质。2012年6月,银监会正式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对核心资本工具、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的标准进行了明确。根据《资本管理办法》规定,一级资本指随时可以无条件用来吸收损失的资本工具,主要包括普通股(实收资本)、公开储备以及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主要指在银行破产清算条件下能够吸收损失的资本,包括可转债和不低于5年的混合债、次级债等。

目前,国内评级机构对于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工具主要基于主体级别进行调整。考虑到《资本管理办法》特别强调了资本必须具有“吸收损失”的功能,即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必须有“可转股”或“可减记”条款,这将对商业银行未来的债项评级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国际评级机构来看,其在债项评级方面均明确优先无担保债券与主体级别挂钩调整,次级债、混合资本工具和优先股等以个体评级为基准进行调整。本土评级机构在建立起独立的个体评级和支持评级体系后,可考虑在债项评级中借鉴这一思路:一是优先无担保债券(例如金融债)等级与主体级别等同;二是不具有吸收损失功能的次级债券,级别可与个体级别挂钩等同;三是具有吸收损失功能的次级债券,个体级别在投资级以上的,调降个子级,个体级别在投资级以下的,调降个子级;四是索偿顺位在次级债之后的混合资本工具债券,级别在个体评级的基础上调降级;五是优先股级别可在个体评级的基础上调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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